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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张五普，1941年生。1982年至1985年，先后任正定县西兆通公社党委书记，县委常委、纪检委书记，县委常委、办公室主任。2001年退休。

　　采访组：张五普同志，您好！您和习同志第一次见面，已经是30多年前的事了，请您讲讲当时的情况。

　　张五普：我第一次见到习同志，是1982年4月6日。那时候，我在西兆通公社当书记。头一天，县里通知我说：“北京调到咱正定来一个新的副书记叫习，明天要到你们公社去听你汇报，了解情况，明天上午就到了。”我说：“行，明天我到大门口等着。”

　　上午8点多一点儿，习书记就到公社了。我当时在大门口等着，他从西边过来，高高的个子，骑辆旧自行车，穿着一身旧军装，穿着旧帆布鞋。我一看，没错，这就是习，跟县里同志给我描述的完全一样。

　　我说：“你怎么自己一个人来？你认识道儿（方言，路）啊？你自己来，恐怕是绕远了吧？”

　　进了公社，我跟习书记谈工作，汇报生产情况。聊着聊着，一上午时间就过去了。到中午吃饭的时候，我领着他到公社门口一个小饭店去吃饭。这个小饭店，是我们公社唯一的一个饭店，是供销社办的，卖一些馒头、炒饼、烧饼，还有简单的小菜，没有肉。说是饭店，其实就是个小吃部。

　　我说：“咱们这食堂，条件不行，你来了，我们一点儿准备也没有。咱们就到门口小饭店去吃，也很简单。”

　　我当时就有点儿着急了，因为我们公社的食堂特别简陋，伙食做得也不好。我们食堂有个炊事员，就是我们从农村找的一个农民，人干净利索，老实可靠，会做个家常饭菜，但手艺不行，蒸馒头要看运气，有时候硬得跟砖头一样。习书记既然这么坚持要到食堂吃，我没办法，就硬着头皮领着他到了公社食堂。不过，那天也算凑巧，蒸的馒头还可以，不是太硬。炊事员用棉花籽油炒了个白菜，午饭总共就吃了这些东西。

　　我们吃饭的“桌子”，是公社院里的一块水泥瓦，下面支着几块砖头。没有椅子，我们就蹲在那儿吃，一边吃一边喝白开水。

　　我很不好意思，对他说：“习书记，你是从首都北京来的，我这么招待你，太不像话了。”

　　习书记说：“这挺好啊！还能吃到新鲜的白菜，我在陕北的时候，想吃口酸菜都很难呢！”

　　馒头是4分钱一个，两个馒头是8分钱，炒白菜是1毛钱，一共1毛8分钱。习书记如数交了饭钱。

　　吃完午饭，我们就下到村里去调研。我俩骑自行车到了田边，当时的小麦长得还不到一尺高。社员们正在整地，准备播种棉花。

　　习书记看了看麦苗，说：“长得不错。”他又抓起一把土，说：“这个土真好，是典型的壤土地。”

　　在植物学里，壤土地就是那种一半沙、一半黏，既透气、不板结，又不是太松散的土壤。我一看，习书记确实有农村工作经验，对土壤和农作物都很熟悉。

　　习书记对我说：“你们这个好地，夏季的生产一定要搞好。土质这么好，主要应该种粮食和棉花。争取创高产，绝对不能放松。”

　　我说：“你提得很好，我们一定认真落实。现在是一年种两茬粮食，上茬种小麦，六月收获，下茬种玉米，八月十五左右收获。棉花是一茬，在谷雨前后种，八月份收获。收完了棉花，又开始种冬小麦，头年种上，在地里过冬，第二年春天再长出来。”

　　我说：“现在河滩地主要是种瓜、种菜，种点儿花生、豆类、黄黏米之类的小杂粮，但产量比较低，河滩地种这些东西总是长不好，所以老百姓不太重视。”

　　我说：“对于河滩地，有的老百姓还真有这个想法，用我们正定话来说，就是腊月三十拾个跑儿（方言，兔子）有它也过年，没它也过年。意思就是不缺这一口，有和没有都无所谓。”

　　习书记说：“可别这样。只要科学种植，请科研人员来指导，河滩地也能充分利用好。”

　　接下来，习书记还调研了我们社办企业的情况。我们公社有一家修配厂，小到修配农具，大到维修拖拉机，都可以搞，但经济效益一直不好。这个厂子的技术含量也不高，空气锤的气压经常维持不住。改革开放以后，我们这个修配厂有时候也为外边代加工一些东西，但有一搭没一搭的，也不怎么拿这当回事，思想意识还没有转过来。

　　针对这种情况，习书记对我说：“办乡镇企业，你们应该提高技术含量。你们离市区很近，可以到石家庄请技术人员过来指导，帮助你们提高技术。”

　　习书记把田间地头和企业都看了一遍，又回到公社听我汇报。我谈到以后整体的工作思路，说：“以后，我们要下去一把抓，回来再分家。十几名公社干部，下到各个村里面，每个村一两名干部。这些干部下去后一把抓，生产、计划生育什么事情都要管。公社每个星期开会，大家碰碰头。回来以后再分家，各自按照分管的工作，再向县里汇报。”

　　习书记听了我的思路以后说：“这样不行，工作还是要分专业去抓。那些上岗好地，要想提高产量，你就要找懂农业的去专抓，创高产。那些河滩地，就要发展多种经营，让擅长这方面的同志去抓。公社要把企业管起来，管好，专门抓，专门研究企业经营的事。你们村里的修配厂，村里生产自来水管配件、小农具的企业，可以给城市做一些加工螺丝、钢筋的活儿，同时应该聘请专业技术人员，提高工人的技术水平。”他又重复那句话说：“千万别拿这些事不当事儿。”

　　我们村有个生产玛钢的小企业。玛钢属于特种钢，硬度很高，又很有韧性，生产这种产品，需要一定的技术含量，在原料配比等方面需要比较高的技术。我们农村小厂，技术不够高，生产的玛钢有的过关，有的不过关。因为质量不行，这个企业也不怎么挣钱。

　　习书记了解了这个厂子的情况后，对我说：“你要向石家庄市学习。请市里玛钢厂的技术工人，来给你们指导技术欠缺的地方，严格你们的技术指标、参数测定，把技术水平搞上来，提高产品质量。”

　　采访组：习同志在这次调研中，给你们提出了不少建议。你们根据这些建议，具体做了哪些改进？取得什么样的效果？

　　张五普：我们按照习书记的建议，到市玛钢厂请了技术员，果然立竿见影，我们的技术水平和产品质量一下子就提高了。以前我们生产的玛钢金贝体育官网，有时候脆，一砸就坏；有时候软，硬度不够。那个时候，玛钢很缺，房屋建筑用的暖气、自来水设施，都需要用玛钢。我们技术改进以后，质量提高了，产量也增加了，一个月能够生产一吨多玛钢配件，从那以后，企业的效益就越来越好了。

　　我们加强了专业化管理，依托石家庄，为城市服务，在搞小加工业的同时，为城市建设提供劳动力。那个时期，正好赶上石家庄发展城市建设，建筑需要的劳动力比较多，我们各村都组织壮劳力到石家庄去打工。但是我们农民到了城里，因为技术不行，当不上“把式”（方言，技术工），砌墙、瓦工等，大部分都干不了。一开始，就干技术含量低的活儿，边干边学，后来也出了“把式”，浇筑钢筋、砌砖、抹墙等等，这些活儿都可以干了。

　　在农业方面，我们根据习书记建议，到石家庄的农科所请了一些农技专家过来给我们指导科学种田。我们请来种子专家，帮助改良小麦、玉米、棉花品种；请来植物保护专家，帮助给农作物治病、治虫；还请来施肥专家指导合理施肥，让社员能够少花钱，提高产量。

　　最初，老百姓对这些专家还挺抵触，认为农民种了多少辈子地了，啥都懂，啥都会，城里人会啥？光看书本，到了村里，连麦苗和韭菜都分不清。但事实并不是他们所想的那样。这些专家确实在科学种田方面比我们懂得多，经过他们指导，粮食增产很明显，比如小麦原来一亩地收五六百斤，后来增产到七八百斤。棉花由过去亩产六七十斤，经过改良以后，超过了一百斤。好多农民觉得弄不成的事，专家一来，都给弄成了。农作物有一种很常见的病叫立枯病，是由一种真菌引起的。如果日常没有管理好，水和肥跟不上去，农作物就容易得这种病。专家来了以后，诊断症状，合理施治，很快就让农作物康复了。从那以后，老百姓对科学种田算是彻底服劲儿了（方言，服气）。

　　我们原来在河滩地种西瓜，请了个瓜把式（方言，种瓜的行家），但他总是留一手，种瓜技术不教给我们。后来，我们就按照习书记说的，请市里农科所的西瓜专家来指导、培训瓜农。专家毫无保留地把技术教给我们，让农民掌握了种瓜技术。

　　那时候，一般的事情，我们自己能解决就不去麻烦习书记。可是有一件事，不给他说还真办不成。我们公社有两个村养了五六十头奶牛，号称“奶牛村”，但养牛的农民卖奶却是个难题。那时候村里没有机动车，老百姓骑着自行车，后边驮着桶，一直骑到石家庄送到奶粉厂。这一路不但累，耽误时间也太多。早上去，晚上八九点钟才能回来。我说，这不行啊，太耽误时间，经济效益也不行。我就找到石家庄这个奶粉厂，跟他们商量，说：“你们能不能弄个收奶站？”他们说：“我们弄个收奶站，你们倒是方便了，可对我们又没什么好处。”因为这件事，我就去找习书记了，他跟石家庄市的贾然书记讲了这个事，由市里给这个奶粉厂做工作，后来就在村子里建了收奶站，奶粉厂每天用汽车把牛奶拉走，给村民卖奶带来极大方便。

　　我经常到县里找习书记，给他汇报公社的事，他每次见到我都非常热情。公社的发展越来越好，我经常给他写报告，他看了以后挺高兴。到了1982年底，我们公社的生产指标在全县排第一。习书记对我说：“很好！你们就这样干。”他还嘱咐我说，咱们县里发展“半城郊型”经济，为城市服务，多种经营，供应城市，但是农业这一块也不能丢，同时还要发展好牧副业。习书记对正定“半城郊型”经济这个定位很准确，非常切合实际，这是他充分调查研究后得出的结论。在他的正确思路引导下，全县都发展得很好。

　　采访组：您从西兆通公社调到县上，在习同志直接领导下工作，对他的工作作风是不是有了更深刻的认识？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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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张五普：是的。1983年，我从公社调到县上工作，和习书记朝夕相处，接触机会更多了。在习书记身上，我们党的优良传统、优良作风都有充分体现，有很多方面都值得我好好学习。

　　习书记对群众的感情很深，他经常说，我们人天生就是为人民服务的，联系群众是我们的本分，必须和人民群众建立深厚的感情，一时一刻也不能脱离群众，这是我们搞好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基础。他是这样说的，也是这样做的。

　　他一直艰苦朴素，夏天就穿个白衬衫，秋天就穿个旧军装，有时候穿一套蓝色中山装。跟他一起工作的3年时间，我没有见他穿过新衣服。习书记白天的工作，往往是下乡了解情况，晚上就在办公室处理机关事务，接待群众来访。晚上10点以前，他都在忙公务。10点之后，他就开始拿起书本学习，一直学到12点。过了12点，他就洗洗衣服，洗完衣服再睡觉。习书记睡的是一个铺板和两个板凳架起来的简易床，铺板是用一块一块的小板拼成的，宽一米二三，长两米多，下面用两个板凳一架。

　　习书记因为工作忙，经常误了吃饭，所以他经常吃凉饭。有时候凉饭也没有，他就在办公室吃点方便食品，也就饼干、罐头什么的，那时候还没有方便面。有时候方便食品也没有，他就饿一顿，睡觉也睡不好。时间长了，他得了急性肠胃炎，经常胃疼，他也不当回事。后来病情严重了，他找医生说，吃点药就行了吧？医生说不行，必须住院。这样他才住进二五六医院。

　　习书记住院以后，我去看他，我说：“你这是累病的，以后可要注意劳逸结合，按时吃饭，不要把自己再累病了。”他说：“我的病没事，你不要为我担心，这点小病算不了什么。咱们员不能只为自己考虑，为自己考虑多了，就会离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越来越远。”他这话说得真好，让我至今难忘。他住了3天医院，就硬要出院，医生没办法，只好给他办了出院手续。

　　习书记的办公室里，到处都是书和文件。他博览群书，过目不忘，记忆力非常强。我到他办公室谈话，他有时会跟我谈起他学习的情况，谈到读书。他读了什么书，内容都记得很清楚。

　　习书记热爱学习，但他并不拘泥于书本。他很注重向实践学习，通过调查研究来获取更多的知识和经验。他和老农谈，和干部谈金贝体育官网，平易近人，我从没见他发过脾气。他态度很温和，很有礼貌，说话很容易让人接受。同志们都非常愿意和他接触，跟他谈心。我们春夏秋冬，都在县委院里一个洋灰板上吃饭，吃饭时大伙有说有笑，经常和习书记开玩笑，他也和大家说说笑笑的，很高兴，很随和。

　　习书记时刻关心着党风廉政建设。他廉洁奉公的思想很牢固，工作也抓得很紧，他当县委书记不久，就出台了不少关于党风党纪方面的文件。我理了一下，他在1983年和1984年一共出台了11个文件。首先出台的是从县委常委会成员自身做起的《关于改进领导作风的几项规定》，针对性很强。习书记讲，打铁还需自身硬，先从县委领导班子做起。这个规定有六条。第一条是总揽全局，抓大事。第二条是反对官衙作风，注重工作实效。第三条是搞好“一班人”团结，维护县委领导的统一。第四条是以身作则，不搞不正之风。第五条是加强学习，不断提高领导水平。第六条是树立雄心壮志，为四化争先创优。这六条规定出来以后，大大振奋了全县人民的精神，振奋了广大党员干部的精神。县委常委都吃住在机关，昼夜工作，看文件，抓落实，广大干部也都一心一意比着干工作。

　　习书记还提议出台《关于整顿机关大院作风的安排意见》，提出实现党风好转，进入全省先进行列。他把党风廉政建设时刻挂在心上，可以说是天天想着。

　　我举个例子，就是关于刹住公款吃喝的问题。当时在全国还没有先例，正定搞的这项工作有开创性。如何刹住公款吃喝？习书记做出规定，机关干部、事业单位干部不准用公款吃喝，单位之间也不准互相宴请。执行一段时间以后，习书记发现了新问题：正定要改革开放、要招商引资，客商要来正定投资、置业，来了总是要吃饭的，怎么办？针对新问题，他提出：客商来了可以招待一顿饭，标准四菜一汤，上正定小吃，不准上高档菜，不准上烟酒。这样的规定执行了一段时间，习书记又发现了问题。人家客商来一两个人、两三个人，单位的陪客七八个、十来个。他认为这样不行，要解决。所以又做了补充规定，规定陪客人数不准多于来客人数。经过一段时间又发现了新的问题。正定在习书记的领导下，各项事业都有了长足发展，创造了很多好经验，这些经验通过媒体在全国得到传播，影响很大，全国各地来正定取经学习的人很多。考察学习团少的有三五个人、十来个人，多的有二三十个人，这样一来，之前规定的陪客人数又不合适了。习书记又做出规定，陪客人数最多不能超过5个，一般两三个人。这项规定出来以后，再由纪检委认真检查各单位执行情况，招待工作就越来越规范了。

　　按照习书记的办法，公款吃喝的问题一抓就灵。老百姓也敢反映，真有干部不守规矩，老百姓肯定就反映上来了。那时候，包括县委常委会在内，批评和自我批评都很认真，敢于批评别人，也敢于批评自己。习书记反复强调，一定要做到有令则行、有禁则止。如果从改革角度讲，正像他现在说的，改革只有进行时，没有完成时。

　　现在习书记是党的，他在中央抓党风廉政建设也是这样，不是抓一下子就完了，而是坚持不懈抓下去，严肃认真抓下去，“老虎苍蝇一起打”，这和他在正定的作风是一脉相承的。

　　采访组：在正定工作期间，习同志就注重抓精神文明建设。请讲讲您了解的情况。

　　张五普：大力抓精神文明建设，是习书记在正定工作期间一以贯之的。从全国来说，这方面在当时是领风气之先的。当时好多人有片面认识，认为经济建设是中心，精神文明抓不抓不要紧；经济上去了，精神文明自然就好了。习书记不这么看，他抓精神文明建设抓得很紧。

　　有一件事情，我印象很深。1984年春天，习书记提出搞一场全县全动会，在正定一中操场举行。提出后，好多人不理解，认为体育运动多年不搞了，1958年以来全民体育运动就停了，会都很少开，现在搞经济建设，弄这个运动会干啥？没有多大必要。习书记不这样认为，他反复讲，我们必须“两个文明”一起抓，老百姓“钱袋子”要鼓起来，精神也要丰富起来，身体也要健康起来，让老百姓感到幸福，搞全动会这件事情意义重大。习书记说，咱总得有个开头，开始可能不太完善，也不会尽善尽美，没关系。咱们开个头，以后逐步搞，会越搞越好。

　　全县运动会如期在正定一中操场举行，有1300多人参加，当时我协助习书记做这项工作，石家庄地区体委还来了个同志出席，因为这在当时是一件大事。习书记讲话，当时也没个主席台，就站着讲。他说，咱们这是第一次全县运动会，一定要开好，要“两个文明”一起抓，老百姓既要富起来，也要健康起来、幸福起来，所以我们一定要开好这个头，通过比赛达到促进团结、广交朋友的目的。要坚持友谊第一、比赛第二，这对开展群众性体育活动非常重要，大家共同努力把这次运动会搞好。习书记讲话时间不长，讲得很好。

　　运动会一共有10个项目，包括田径、体操，还有健身、舞蹈这一类的。比赛中大家都挺高兴，跑步的、打篮球的、拔河的都有，习书记一看大家很高兴，他也很高兴，笑着说：“运动会促进团结，这很好。”

　　运动会上还发生了一件有趣的小故事。拔河队长跑到习书记跟前说：“习书记，拔河不公平。”他问：“怎么不公平了？”队长说：“对方穿解放鞋，俺们穿着塑料底鞋打滑，不能算。”习书记笑着说：“看这事儿，下回你不要穿塑料底鞋了。”大家说着笑着，很高兴。

　　那天的运动会确实开得很好。后来正定能够成为全国体育先进县，与习书记搞的这次全县运动会开了个好头有直接关系。大家一想起这件事，就觉得习书记有超前意识，这项工作抓得早、起步早，为我们打下了很好的基础。从那以后，正定的群众体育活动就逐渐蓬勃开展起来。

　　张五普：习书记对信访工作很重视。他待在办公室的时候，特别是晚上，都是开着门，群众可以随时找他谈事。群众的来信来访，他都认真对待，认真看材料，认真解决。

　　有一件事情我印象很深刻。1984年夏天，正定籍在校大学生回来过暑假。之前大学生联名给习书记写信，要和他座谈正定县发展问题。家长知道了以后坚决反对，说：“别胡闹，你们毛孩子能提出什么好建议？安生会儿吧！（方言，老老实实待着吧）全县都知道，习书记12点以前没睡过觉，你们这是在给习书记添乱。”

　　习书记收到大学生的联名信后，很快给他们回了信，邀请他们到县委常委会议室座谈。记得那个会是1984年8月5日开的。习书记跟大学生们坐在一起，一点架子也没有，说话很随和。他先向大家介绍了正定工农业发展、“两个文明”建设、党风廉政建设等情况。大学生们听得都挺带劲儿。正定发展这么快、搞得这么好，上学的时候听说正定在习书记领导下搞得很好，今天一听确实如此。他们假期回来也感觉家乡变化很大，发展很好，都愿意回来工作，希望习书记支持。习书记说，你们回来，县里一定支持你们，各方面都支持你们。你们作为大学生，是国家的宝贵财富，毕业以后一定要服从国家分配，回正定来工作很好。国家分配你们到艰苦的地方去，你们也要服从国家分配，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，发光发热、健康成长，这样才是好学生，是新时代的好青年。

　　参加座谈的大学生都很高兴，纷纷表示一定服从分配，向习书记学习，到基层、到艰苦的地方去工作，为国家发光发热。后来，那一届毕业生没有不服从国家分配的，都很愉快地到基层去，干得很好。

　　习书记工作那么忙，还抽出半天时间和大学生们座谈，认真听取他们的意见，确实难得，令人感动。

　　采访组：习同志一向尊重和关心老干部，在正定同样如此。请您讲讲这方面的故事。

　　张五普：习书记对老干部一直非常关心。他经常给我们讲：“咱们一定要尊重老干部，重视老干部。老干部是党和国家的宝贵财富，没有他们打天下，就没有我们今天的幸福生活。他们的崇高思想境界、精神境界，咱们一生也学不完。”

　　当时，正定县有几个1938年以前参加革命的老干部，叫作“三八式”干部。习书记对这些老同志评价很高，他说：“这些老同志，咱们比得了人家吗？咱们一辈子都要向人家学习。日本鬼子大举侵略中国，这些老同志在那个时候参加，反抗日本侵略者，为中华民族求解放出生入死。他们入党干革命，是九死一生，这能是为当官发财吗？他们这种无私为人民的精神，咱们应该用一生来学习。”

　　正定原来有一个县委副书记，叫宋联捷，就是一位“三八式”干部，在抗日战争中参加过地方武装。习书记经常到家里去看望他，对他说：“你有啥事，就尽管跟我说。如果你要上石家庄看病，咱们有一辆吉普车，优先给你用。”宋联捷当时已经70多岁了，家住得比较远，习书记就把他的家搬到县委门口的马路南边，方便县委的同志们照顾他。宋联捷一直非常感激习书记，对习书记评价很高。他说：“像习这样，革命的好后生，人民的好干部，难找！”

　　习书记离开正定以后，宋联捷有一次生病，住在石家庄第四医院。我们县委的同志每次去病房看他，他都说：“每次你们一来，我就回想起习书记对我的照顾，我真感谢习书记，真想习书记啊！”

　　习书记在正定工作3年多，正定的各项工作全面进步，达到了1947年解放以来的最高峰。全县老百姓对习书记的工作成绩非常认可，这是很了不起的事。

　　采访组：习同志领导编写的《正定古今》这本书，您也参与了吗？他为什么要编写这本书？编写的过程是怎样的？

　　关于正定的历史书籍，习书记都认真地读。他经常说，正定在历史上创造了灿烂的文化，有很多很好的东西，值得发扬光大。1984年3月，习书记提议我们编一本涵盖正定古代、近代、现代各阶段历史的普及读物。他提议，编这本书，是出于这样几点考虑：第一，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，我们要贯彻中央精神，实事求是地对历史有个总结。新中国成立以来，正定发生了很多新的变化，认真地加以总结，对统一干部群众思想很有好处。第二，正定是个人杰地灵的地方，历史上有很多名人，也有很多历史文物，我们以史为鉴，可以对正定有更深入的了解，可以让读者有很多收获。

　　县委常委会开会研究以后，同意从办公室抽调几个人来做这个事。书稿完成以后，反复进行了几次修改，习书记都参与了，每一次修改他都提出意见，并且邀请正定文化界知名人士给这本书提意见，根据他们的意见反复修改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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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习书记用了很大精力组织编写这本书，编得很细致、很全面，一直到他离开正定去福建工作的时候，这本书还没编完。到了1987年，我又组织人再次进行修改，之后把书稿寄到厦门去，他又对书稿进行第三次修改。改完之后，他给这本书写了个序。到了1987年5月，他改完的书稿送回正定，我们按照这个最终稿正式出版。

　　读了习书记为这本书写的序，我感触非常深，热泪盈眶，久久不能平静。在序中，他第一句话就写到“正定是我的第二故乡”。以前他在正定多次提到，“这里是我的第二故乡”，这句话见诸文字还是第一次。接着他写道：“我爱自己的故乡，更想了解这里的一切，《正定古今》的出版，使我如愿以偿。”他的话说得很动情、很真切，只有对正定、对正定人民有深厚感情的人才会说出这样的话。在他心目中，正定人民是可爱的人民，他们自强不息，勇敢奋斗，百折不挠，可歌可泣。他对正定人民的深情比海还深。我读了这些文字以后，感受到习书记的心在为正定激动，他对正定寄予殷切期望。他写道：“正定，有一个值得自豪的历史。正定，将有一个光辉灿烂的未来！”

　　《正定古今》的书名也是习书记定的。我们当时有三个备选书名让他选择，一个是“正定古今”，一个是“三国雄镇”，还有一个是“北方重镇”，他选择了第一个，这个名字也确实是最朴实、最合适的，让人一看就懂。我找到河北省书法家协会主席黄绮，请他题写书名。黄绮曾是习书记聘请的顾问。他一听，毫不犹豫就答应了，他说：“既然是习书记交代的事，我赶紧写！”

　　《正定古今》封面的三幅画也是习书记审定的。上面一幅是大佛寺大悲阁的大佛、观世音菩萨画像；底下两幅，一幅是正定地图，一幅是正定工业发展图，预示着正定以经济建设为中心，继续前进，发展得更快更好。

　　张五普：习书记离开正定以后，长期关心编写《正定古今》的事情，对正定一直念念不忘。他走了以后还经常在不同场合讲到正定。我印象中，他有一次在河南看小麦的时候讲到了正定，还有一次在北戴河开会时也提到了正定。